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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出科學理性的迷霧 @ 曾劭愷

科學與信仰衝突的痛苦

大學時,我的本科是物理,在生化系待了一年後,又回到物理系。學校生物課程及物理課程都是以自然主義為前提,對實驗觀察所作的解釋,也都是自然主義的理論。世俗科學教育不像神學院,有「系統神學導論」之類的課程,把知識論及方法論的前提先交代清楚。從中學到大學都沒有好好討論知識論及方法論的前提,卻把它們放在冷門的哲學系課程中。在對自然主義、實證主義、經驗論、典範轉移等知識模型沒有了解的情況下,學生就開始接觸科學的數據與理論,很難分辨所謂「科學知識」背後一些沒有根據的假設,自然地就以為科學的「發現」都是客觀、先進的,而「主觀的宗教信仰」是迷信、落後的。這是西方自由社會對基督教信仰所進行的無形迫害。

我是第三代的基督徒,從小學習與神建立盟約關係,十二歲隨父母移民加拿大。我的信仰就在這種世俗科學教育的環境中受到挑戰。我仍確信所信的神是真實的,聖經的每一句話都是無誤的。但在堅定持守從小所領受之信仰的同時,我卻無法說出我怎麼知道所信的是真理。

然而,我的信仰是建立在我所深知的事上,並非建立於我所不知道的事上。我深知神是真實的,但我當時無法解釋我怎麼知道神是真實的,可能我今天仍不完全明白怎能確知所信的就是真理,但我就是知道,而這就是我的信仰。這不是迷信或盲信,而是信心的正確功能。我們永遠有不知道的事情,但這不足以對信仰造成威脅。

另一方面,歷代教會正統強調「信心追求理解」,信心之路是求真、求知的過程,而非停留在似懂非懂的階段。當信仰受到挑戰與質疑,我卻無法作出答辯與反擊時,我感到我的信仰仍舊十分單薄、不成熟。我在教授、同學間受到排擠不打緊,但當神的名受到羞辱,我卻無力為神爭戰,這令我感到十分痛苦。


陷入哲學思想的迷霧

為了裝備自己,我決定好好自修哲學,了解自然科學在西方思想史上的來龍去脈,以攻破敵人思想的營壘。我讀的第一本著作是康德的《道德形上學的基本原理》,這是一本很不適合初學者讀的書,當時我完全讀不懂,幾年後讀了康德的第一批判及第二批判,才明白這本書的意思。直到讀了羅素的《西方哲學史》後,我才對哲學有較整全的概念。我大學的頭兩三年花了很多時間研究哲學,讀西方哲學一些重要的著作。結果出乎意料,我的信仰不但沒有因讀哲學而更堅固,反而陷入了更大的迷惑。

當我因研究理性主義而感到迷惑時,我渴望在經驗主義中找到平衡,但經驗主義卻讓我更加失望。因此我把希望寄託在康德身上,以為康德至少是個基督徒,可以幫我找到答案,想不到他那「物自體的不可知性」卻讓我更加絕望。後來,我想祁克果的哲學深深影響了二十世紀神學,這個人的思想應該可以對我的信仰產生幫助。可是他卻告訴我,信心是個跳躍,讓我又好氣又好笑,結果我成為祁克果「不安的王國」的一員。而後尼采時期的各種相對主義哲學,更是讓我感到不知所措,我愈讀哲學愈糊塗,感到愈來愈沒希望。


在加爾文神學中得出路

在這個時候,突然身邊有好幾個人不約而同地對我提到一個名字:加爾文。這個名字是近代哲學家所不屑提到的。其實我想他們是裝作不屑,實則畏懼。事實上,二十世紀之後,加爾文派的護教學家,如范泰爾(Cornelius Van Til)、巴森(Greg Bahnsen)等人,以及走加爾文路線的哲學家,如普蘭丁格(Alvin Plantinga)等,都令無神論學者十分頭痛。

當時,我還不知道這些人的存在,也不知道加爾文是何方神聖。在我讀到羅馬書第八、九章,對保羅所教導的預定論難以理解時,我用亞米紐主義的方式來解釋神的揀選。事實上,那時我也不知道亞米紐主義是什麼。我將這見解講給學校學園傳道會的一位負責人聽,他就對我解釋加爾文主義的五要點。我愈思考愈覺得,加爾文主義五要點所強調的那位主權的上帝,正是我從小在主日學裡所聽到那位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,保羅所傳的那位上帝,在聖經中向人自我啟示的那位超越而臨在的全能主宰,那位有權柄捨棄自己生命、也有權柄取回來、在十字架上按上帝主權的旨意死而復活的基督。

疑雲盡釋

大學二、三年級時,我讀了加爾文的《基督教要義》,發現我最大的幾個疑問基本上都解決了。加爾文說,聖經的真理是自證自明的,有一種「甜味」,當你用正常的舌頭去嚐這味道時,它很自然就是甜的,無須去證明,也無法證明它就是甜的。我們是主的羊,自然就認得主的聲音,不是靠證明聖經是神的話語,而是在聖靈的光照中,很自然地認出這是神所賜的真理。不信主的人不接受聖經真理,是因為他們全然敗壞,舌頭失去功能,嚐不出那甜味,還以為是苦的。

加爾文還說,神藉由自然與良心向我們啟示祂自己,但因我們全然敗壞,無法正確解讀普遍啟示的信息。只有靠著聖靈的重生,在聖經的亮光中,才能正確地理解普遍啟示。換言之,我們雖無法證明聖經是真理,正如無法證明幾何公理一般,但我們可以證明,若不以聖經真理作為前提,任何世界觀都是自相矛盾的;而以聖經真理為前提的世界觀,雖無法以正面的證據或邏輯加以證成,卻也無人能找出其中的矛盾。


在聖經的光中解釋一切

這是很簡單的道理,卻有很深遠的意義。首先,加爾文的知識論讓我明白,原來世俗科學家並非在聖經的光中來解讀自然的信息,因此他們的解釋都是從反對聖經的前提出發,而導致反對聖經的結論。我與先前所讀過的哲學比對,就發現,原來自然主義及實證主義,以及未明言的唯物論,都是沒有根據且自相矛盾的。那時我在物理系已經讀到高年級的課程,發現原來現代的科學研究愈來愈主觀化、相對化,科學家已經放棄了所謂的「科學真理」。霍金(Stephen Hawking)也在《核桃裡的宇宙》一書中說道,在實證主義的前提下,人只能盡力對現象作出解釋,但所有的理論模型卻永遠不能正確地解釋自然現象。

上了三、四年級以後,幾乎每門物理課程的教授都告訴我們,現代物理學是一片混亂、前途茫茫,幾乎沒有希望找到前後一致的理論來解釋所有的物理現象;十九世紀物理學界那種樂觀的態度已經一去不返了。教授們幾乎一致同意,「一切都只是解釋」,是對現代物理學最為貼切的描述。而這句話卻是明顯的非理性主義,因為假如「一切都只是解釋」,那麼這句話本身也只是一種「解釋」,如此,我們為什麼要接受這句話?哲學界的現況也是如此,主流的非基督教哲學幾乎已經完全相對主義化、非理性主義化,不像啟蒙運動時期那樣對理性充滿信心。這真是印證了加爾文所說的,除非在聖經的光中解釋一切,否則我們對任何現象的解釋都是錯誤而矛盾的。就這樣,我最基本的問題被解決之後,許多其它的疑問就不再是太大的難題了。


文化使命的路上不孤單

就在那個時候,我決定要全時間事奉。一方面我想幫助基督徒知識份子在聖經的基礎上,建立信仰與知識之間的橋樑,並對他們揭露世俗學術界的詭計。另一方面,我想用護教的方式對北美及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傳福音,破除他們在學術上的迷信。此外,對於在現代與後現代思潮衝擊下長大的下一代,不論是西方人或是華人,我都有很大的負擔。這一代的非基督徒因為不信神,結果變得什麼都信;而這一代基督徒的信仰往往十分世俗化,真理被妥協,成為世俗文化中的一種次文化,十字架討厭的地方沒有了,變得不值得去信,結果教會中年輕一輩的流失率愈來愈高。後現代世俗社會更是愈來愈趨向非人性化,各種不道德的意識形態正漸漸成為主流;現代主義在十九世紀把神殺死之後,後現代主義就在二十世紀末將人也殺死了。現代人愈來愈將自己看得連禽獸都不如。面對這樣的世代,作為神的僕人,除了努力傳福音之外,更要了解我們的文化使命,在世上作光作鹽,將聖經世界觀注入文化當中。而我的異象是:在北美及中國、西人及華人的教會及社會中,進行神學教育、護教、福音使命、文化使命的工作。

- 曾劭愷 (Alex Tseng Shao Kai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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